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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浮世绘：从周氏兄弟到李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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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陈言 [2015/4/23] [点击 2119 次]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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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2013年6月初的一个傍晚，我们穿过座落于北京地坛公园南侧的雍和艺术区9号空间，透过玻璃，看到一幅幅浮世绘杂乱地摆在地上，很是好奇，在工作人员整理作品之际，忍不住进去，弯着腰一张一张地浏览。一位花甲长者看我们如此认真，就过来主动跟我们讲起浮世绘，介绍它的历史渊源、流布、对西方印象派的影响等等，一问一答之间，我们才知道，他原来是久居日本、现为京都造型艺术大学教授、李可染画院执行院长的李庚。李庚三、四岁开始跟随父亲李可染学画画，承传家学，酷爱并擅长水墨画，多用积墨，间用没骨法，对于古典技法的研究用力颇深。据称，李庚任职于日本的大学，是由于日本著名哲学家梅原猛的推荐。在那里，他恢复了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急于脱亚入欧而被废除的水墨画课程，导入“水墨画研究学分制度”。他是1980年代日本画系统研究室里仅有的外籍教官之一，并且参与了日本大学的教育改革。他的笔墨，上承元“四家”，继而是清初四僧（弘仁、髡残、八大山人、石涛），然后是20世纪李可染的山水传统，笔墨精妙，格调高雅，在日本画界有“透明水墨的诗人”、“墨的呼唤者”之称。
李庚旅居东瀛三十年间，除了绘画、教学，还长期研究日本画、日本水墨画和书道，此外，他曾在德国的大学任教，走访了英国、意大利、西班牙、法国等欧美三百多座城市，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壁画、西洋美术等也进行了深入研究。东西方文化的素养，让他强烈地意识到打破自身文化封闭性的必要性。年过花甲之后，我们发现，他将更多的精力投向中国，致力于向中国学界介绍异文化。这一次，他同时推出了伦勃朗版画和日本浮世绘，让我们同时欣赏到欧洲17世纪最伟大的画家之一、也是荷兰历史上的最伟大画家的作品，以及世界艺苑奇葩之一的日本代表性绘画。
二
后来的一个月里，我多次驻足在这些浮世绘前，在夸张的线条和浓烈又不俗艳的色彩里，想象着久远的江户时代的游女、茶屋的人气招牌女郎、花鸟虫鱼兽，还有富士山、我曾经居住过的上野公园……大概有很多人跟我一样，抱着一种亲切感和怀旧感，深深浸淫在这一张张描绘世间风情的画作里吧？如此受人喜爱，以至于策展人将展览时间延长了半个月。在这里，我想说的是，浮世绘，表现的多为当时庶民阶层町人、武士、俳优、妓女等的营利、蓄财、优游、享乐的市井生活，不需要高深的学问，也不一定是专业人士，就会不由自主地被吸引。浮世绘流布欧洲的方式同样能够证明这一点的。据悉，在19世纪初， 一荷兰商人发现他的日本瓷器包装纸是一副美人肖像，姿态传神逼真，全然不同于他见过的西方肖像，于是他翻出所有的瓷器包装纸，发现上面都有着色彩绚烂，内容各异的画面。自此，他就开始寻求这种日本版画。当他把这些藏品拿出来展览之时，几乎震撼了所有观者，出现了许多法国画家研究日本木版画的热潮。这批日本版画就是“浮世绘”。当时由于这类版画价格低廉，即便是很穷的画家也能买上几张，日本成为当时影响欧洲最主要的东方国家。著名美术史家贡布里希他在《艺术发展史》一书中是这样说的：“在19世纪中期日本被迫和欧美通商时，这些版画经常被用做包装纸和填料，可以在小吃馆里廉价买到。”
现在的研究成果表明，浮世绘产生于1657年那场几乎将江户城焚烧殆尽的明历大火（也称振袖大火）。这场火灾是日本史上仅次于东京大空袭、关东大地震外最惨重的灾变，同时与伦敦大火、罗马大火并称世界三大火灾。世事无常让江户城人人奉行“人生如梦，即时享乐”的哲学，灾后新兴的绘画，画上是欢愉、美貌和肉欲，它与“浮世绘”这个名字异常契合。从内容上看，多为年轻貌美的女性，有游女、茶屋招牌女郎、街头美女；还有以著名的歌舞伎演员为题材的役者绘，也有以滑稽有趣的事物为题材的戏画、花鸟虫鱼兽和自然风光。由于直接取材于市民生活，又具有独特的形式美，深受市民阶层的欢迎。其实，浮世绘对绘画语言的追求远远超过对题材的追求。其绘画语言的独特性首先在于用纯色绘画，其次在于它新颖的构图方式，这些艺术思想和理念对欧洲印象派和后来纳比派艺术家的影响，甚至被有些人认为超过了摄影；也有人指出，在浮世绘还没有传到法国之前，还无人敢独自坐在河边，直接用颜料在画布上一笔一笔地画出红屋顶、冲刷过的白墙、绿色杨树、黄色道路以及蓝水。
三
说到浮世绘的影响，我国的情形就大不同了。1934年的1月27日，鲁迅曾经写信给他的日本友人山本初枝说：“关于日本的浮世绘师，我年轻时喜欢北斋，现在则是广重，其次是歌詹的人物……我早想多加些插图予以介绍，但首先按读书界目前的状况，就办不到。贵友所藏浮世绘请勿寄下。我也有数十张复制品，愈上年纪人愈忙。现在连拿出来看看的机会也几乎没有。况且中国还没有欣赏浮世绘的人。因此我正不知将来该把我自己的东西交给谁。”鲁迅对国人接受和欣赏浮世绘的情形是很悲观的。我在想，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大概有二：其一是当时政治紊乱，鲁迅和友人冯雪峰还谈到逃亡的事情，国人哪里有余裕去欣赏浮世绘这门艺术呢；其二，缺乏将浮世绘介绍进中国的中介人。那时，虽然有众多画家到日本留学，但是他们并不去碰触日本绘画，而是转而学习欧洲绘画，所以这些画家回国之后，也不会想到要介绍日本的浮世绘。鲁迅也承认说：“日本的浮世绘，何尝有什么大题目，但它的艺术价值却在的。”浮世绘这门被称为世界艺苑奇葩的艺术，不是中国人欣赏不了，而是无从欣赏。鲁迅这位一名有眼光的文学家，固然注意到了浮世绘的艺术价值，也成为当时国人中最大的浮世绘收藏家，并且多次著文介绍浮世绘，但至于浮世绘是什么样儿的，国人终究难得一见。同样是近代文化大家的周作人，也像其兄鲁迅那样喜爱浮世绘，他曾撰写题为《浮世绘》的专文，在论述其他日本文化形式夹杂浮世绘的，也有不少，其中自己反复引用、自己深受濡染、又瞬间感染他人的，是周作人翻译永井荷风的一段对浮世绘的感性描述：
呜呼，我爱浮世绘，苦海十年为卖身的游女的绘姿使我涕，凭依竹窗茫然看着流水的艺妓的姿态使我喜，卖宵夜面的纸灯寂寞地停留着流水的艺妓的姿态使我醉。雨夜啼月的杜鹃，阵雨中散落的秋天树叶，落花飘风中的钟声，途中日暮的山路的雪，凡是无常、无告，无望的，使人无端嗟叹此世只是一梦的，这样的一切东西，于我都是可亲，于我都是可怀。
观看风俗画而引起惆怅与飘渺，让周作人想起古人闻清歌而唤奈何的境地，故而他将这些看成是东洋人的悲哀。无论是世事的无常、虚无，还是浮世的放荡、艳冶，都反复表明，浮世绘就是描绘世间风情的画作，它不需要任何居间说明和阐释的中介，就直击视觉、进而是灵魂。
但是浮世绘的传播史说明，要想让异国人了解浮世绘，必须有中介者，否则我们只能整日面对周作人的上述文字而浮想联翩了。我以为，李庚的意义就在此。这次展出的二百余幅浮世绘作品，均为他本人的多年收藏，其中囊括了浮世绘三大家葛饰北斋(1760——1849)、喜多川歌磨（1753－1806）和歌川广重（1797—1858）的作品，也有名家铃木春信（1725?—1770）、歌川丰国（1786—1865）等人的作品，展览的目的是要向学习美术的学生提供学习素材。葛饰北斋最有名的版画是富岳三十六景，此次展出有三十六景之“武陽佃嶌”、“登户浦”、“上総海路”和“武州玉川”等，虽然不及“神奈川冲浪里”和“凯风快晴”有名，它同样表现了北斋版画抽象式的雄伟与纯净。喜多川歌麿是日本浮世绘擅长美人画的最著名的大师之一。他对于处在社会底层的妓女充满同情，以纤细高雅的笔触绘制了许多以头部为主的美人画，力图去挖掘女性内心深处的特有之美，由此，他首创了“大首绘”，即有脸部特写的半身胸像。此次展出的风景画和花鸟画是歌川广重晚年倾力创作的作品，它们都是用秀丽的笔致与和谐的色彩来描绘一种柔和抒情的境界。铃木春信是第一个在浮世绘中尝试使用十种不同颜色新技术的画家，他擅长仕女画，他手下的那些仕女无不腰肢细瘦，手足纤巧，体态轻盈，有一种超然的秀美，然而面部都缺乏表情。我是美术的门外汉，然而走近这些浮世绘，便是一次愉快的精神之旅，它让我想起了鲁迅说起中国无浮世绘知音时的无奈叹息、周作人读浮世绘时的无限忧愁，和周氏兄弟戮力撰文译介浮世绘的情形。如今，李庚等画家在最大限度地发挥着中日民间文化交流的可能性，在弥补八十年前周氏兄弟等人的遗憾。明末政府实行海禁，中断了正常的中西交流不乏，荷兰的西印度公司转而求诸日本，才导致日本浮世绘的欧洲流布。历史上，我们闭着眼睛、捂住耳朵不去关注世界，已经让我们吃够了苦头；2012年9月以来因为钓鱼岛事件，中日两国在关闭政治对话的同时，文化出版界亦有封锁现象：暂停中日文化交流活动，取消有关日本书籍的出版，不刊登有关日本的文章，以为文化的封锁能加剧中国在政治、军事对峙中的己方优势，实属幼稚可笑，同时又何尝不透露出我们在文化上的不自信？
陈言：北京市社会科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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